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见证，蕴含着我党执政的光辉历史实践和宝贵精神财富。改革开放时期的革命文物，可分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两个大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代表性建筑、工业遗迹、特色街区等；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涵盖范围较广，不仅包括文献文稿、书报杂志、证章牌匾、票据以及具有特殊意义和时代价值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艺术雕塑、奖品礼品等传统革命文物类别，还包括体现鲜明时代特征和社会转型的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呈现，数字时代的新事物等，以及体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物证。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是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其展示利用，能够凝聚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鼓舞人们不断开拓进取，从而焕发新时代持续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性的内在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认定

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既有历史性，属于历史文物的范畴，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要充分结合双重属性予以认定和分级。当前，各地关于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概念、类型、时限与范畴尚未完全统一，严重制约了全面摸清文物底数、精准把握价值以及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有与传统文物范畴迥然不同的新特征：

其一，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建设者们的辛勤付出，不少革命文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票证类物品，本身形制普通，似乎没有特别大的收藏保存价值，所有者往往忽略其背后承载的特殊历史和精神价值，常常随意丢弃，甚至无意识地人为破坏。改革开放时期距今尚近，很多人经历了这一巨大变革时代，因此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活、生产物品司空见惯，并不把它们看成革命文物。这种情形从一个侧面表明，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价值挖掘深度不足，宣传普及度不够，公众对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内涵的理解模糊，导致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在传承过程中出现偏离、歪曲甚至错误理解的情况。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这一新特征，各级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都应重视相关革命文物的征集与保护工作。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许多新材料、新类型物品，传统的文物分类和保存方法需要与时俱进。例如，电子设备、精密仪器、新型复合材料制品等，其材质、工艺与保存要求与传统文物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对我国现有文物分类体系与保护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物代表着过去，但改革开放仍是进行时，如何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属于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以长城计算机模型为例，作为我国计算机产业早期发展的见证，其技术已被迭代，实物退出使用，属于革命文物的范畴；而大亚湾核电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城际高速铁路等科技成果，虽然属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成就的典型例证，但因其仍在使用中，所以不能归属于革命文物的范畴。

第三，由于年代较近，大量改革开放时期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仍在发挥其实用功能，建筑周围是居民区，做好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需要处理好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价格日益升高，许多建筑的所有者出于资产增值考量，对申报不可移动文物并不积极。针对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保护意识不足，价值认识不够的问题，我们需要广泛开展改革开放史学习教育，让群众真正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让改革开放精神在人民心中扎根，激发群众自觉投身于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的主人翁意识，才能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注”的文物保护新格局。

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固然重要，但挖掘其内在的革命意蕴与展示其中的革命精神才是其生命力所在。

与传统历史文物不同，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需要立体拉网，构建“点、线、面”布局。所谓“点”，是指革命文物本身点状的价值挖掘，通过对文物本体的研究，揭示其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所谓“线”，是指线索式的主题延展，通过点状分布的重要人物、重点地区、同一精神主题开展全局性、系统性的研究与展示，通过借展、联展、云展览等方式予以实现；所谓“面”，是将文物展示与文化旅游业态全面整合规划，探索“文物＋文旅”的创新模式，服务于政治导向宣传工作需要的同时，推动革命文物资源向经济动能转变。

目前，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系统性整合仍处于起步阶段，分布点较为零散，应选择重点地区、重点人物、重点主题作为突破点，加强革命文物的基础性研究，串联碎片化资源，深化价值阐释，构建起整体性的革命文物展陈体系。例如，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革命文物工作可聚焦蛇口工业区、深南大道沿线等重要区域，聚焦邓小平、习仲勋等改革开放时期重要人物擘画蓝图、力挽狂澜的历史担当，围绕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时代主题进行系统性展陈。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能够开拓地方经济发展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产业链，能够有效带动酒店、餐饮、交通、导游服务等文旅业的发展与繁荣，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

在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警惕过度商业化、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革命文物所承载的思想站位更高，宣传和教育功能更强，因此更要加深对改革开放历史脉络的理解、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精神的实质，才能达到展览展示的宣教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殷切嘱托博物馆工作者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紧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任务，深耕改革开放历史研究，夯实认知基础，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内核，做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改革开放文物“活”起来，就要守正创新，拓宽思路，丰富表现形式。针对这些革命文物年代较近，许多观众是亲历者的特点，展陈时要多运用情景复原、情景再现等手段，通过将旧址打造成实景教育基地、举办经历者分享故事会等方式增强感染力，使观众在获得现场参与感的氛围中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精神。“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在改革开放文物展览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与示范。该展在保留“三来一补”制衣厂旧址基础上，增添沙盘、雕塑、模型，运用多媒体、投影、三维动画等技术手段，加深观众对改革开放历史变革的体悟，强化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形成“个人记忆”与“国家叙事”的统一。因此，改革开放展览要“跳”出传统展馆的围墙，在尊重原貌、深研史实的基础上，建设文化主题公园、旧址博物馆、历史风貌街区，构建“零距离”思政课堂，打造寓教于境、以史育人、薪火相传的改革开放实践教育基地。只有做好活化利用，才能让改革开放精神从“书本”走向“生活”，从“记忆”升华为“动力”。

（作者牛贯杰、孙姗姗，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5-08-04第11版。）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牛贯杰 孙珊珊：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文物的认定与利用